[58]曾有一项针对专家学者、部分人大代表和预算工作者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人大是否能够独立科学地作出预算决策这一评价项目仅得2.5分，人大是否拥有较大的预算控制权这一评价项目得3.5分（满分均为10分）。

[45]何兵曾以城管执法为例对暴力执法作过生动描述。[44] 其次，诱发行政机关利益交换式的捆绑履职。

当天，119接警台高峰时段的拨入电话等候超过2600个，110接警台的等候电话超过1000个。三定规定原则上以本级党委办公厅（室）文件形式印发，或者由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联合发文。如果这种做法并非明目张胆地直接缩减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只是压缩了有关法律规定的开放特质、可变性空间，[80]将法律上宽泛而艰巨的目标拉回到地面，使之与其能力基本匹配，可以视为一种务实性安排。[29]将这句话套用到行政领域，意味着法律所设定的行政职责应当与其实际能力相匹配，法律只能要求政府去做它能做得了的事情。比如，履行某项职责需要工作人员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冒生命危险，此时可以认为对其履职缺乏期待可能性。

反之，应当减轻直至免除其责任。在行政法的原则体系中，其他原则主要指向行政权，权责一致原则在指向行政权的同时，也指向立法权。由于涉外法治不仅是国内法治的一部分，也是涉及本国的国际法治的一部分，所以涉外法治建设不仅关涉国内治理，也关涉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二是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一）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辩证关系 法律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之分，而法治也有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别。也可以这样说，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的两个方面、两个面向、两个维度。

另一部分是国内法律法规中的规定涉外事务的专编、专章和专门条款，比如《刑法》第6—11条。（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涉外法治是从一国自身角度而言的概念，或者说是站在一国自己立场来讲的概念，是指一国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的自然人、法人等，依据本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涉外法律法规以及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处理其涉外事务的法治活动。另一方面，要在国际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体系与国际法治环境，同时通过强化涉外法治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以良好的国内法治建设助推国际法治，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提供更多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二）统筹推进的根本要求和基本遵循 1.统筹推进的根本要求。所以，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涉外法治的必由之路。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领域入手，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这些基本遵循主要包括： 第一，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针对如何团结世界人民携手应对全球问题、如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何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如何实现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等重大国际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的核心指导理念和根本解决道路。本文围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一重大命题，阐释其深刻意涵、思想渊源、重要意义和关键路径

根据日本学者吉村忠典的研究，西方语义的帝国一词在日本最早出现于1789年朽木昌纲的《泰西舆地图说》，然后山村才助在其1802年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中也使用了帝国一词。然而，在反映日本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官方文件中，用的却是大清或中国。

松山栋庵《地学事始》亚细亚洲介绍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支那帝国。他们……完全意识到如果没有与宗主国的联系，他们的公共自由和自治就得不到保障。

日裔英国学者铃木胜吾认为，19世纪末日本的帝国化及其侵略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日本试图通过仿效西方的帝国主义道路，成为文明国家并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此后，在日本19世纪的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著作中，‘帝国成为极其常见的词汇。对于通过扩张而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的主张，德富苏峰于1894年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更具代表性。现于本日午前抵行此埠，专候大日本帝国全权大臣及早定期互换全权文凭，以便开议，妥立两国和好条款。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600万人口。黄遵宪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并特别提到了以日本帝国之名所做到的一切：余观亚细亚诸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顷踣矣。

新帝国史主要从英帝国史研究发展而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影响下，帝国史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让殖民地人民说话和去宗主国中心化的研究策略是其重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宗主国为中心的传统帝国史叙事。帝国话语在清朝内外呈现出的外热内冷，也许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麦都思在1830年编纂的英日词典中，将empire 译为帝国，但在1847年编纂的英汉词典中，却仍将empire译为天下、国家。

在1895年之前的数百年间，尽管西方人习惯称中国为empire，但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未自称帝国统治者。他们作为谈判使臣，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为清政府和清朝皇帝从未自称大清帝国。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帝国尚不是反面称谓，而是强国的称谓。俄国在亚洲增添了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50万人口。

日本自通商以来，虽颇受外侮，而家国如故，金瓯无缺，犹得以日本帝国之名，捧载书而从万国后，壤地虽曰褊小，其经营筹画，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文本中出现大清帝国的有3个，即1905年中美《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1908年中英《了结京奉铁路借款拨项合同》、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总之，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我们的阴影之下，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我们的地盘。这表明，晚清知识分子以帝国称大清并非像欧立德说的那样迅速。

其四，在马关谈判之前，李鸿章已在对日交涉中接触到西义帝国一词，对日语中的帝国已有一定了解，这也许是其接受大清帝国称谓的认识基础。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几本英汉字典中，如1822年马礼逊的《英华字典》、1844年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66—1869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72年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以及第一本由中国人编纂的英汉字典——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87年第3版），无一将empire译为帝国，而是大多译为天下、国家等。

结    语 大清帝国一词在1895年首先作为一个和制汉语词汇出现，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中日交涉的产物，在当时国际流行的帝国话语环境中被清政府采纳，从而从他称变为自称。因此，所谓大清帝国的臣民，不可能具有帝国观念与帝国情怀。

然而，对于当代西方汉学家来说，存在这样一种逻辑：至少14世纪以来西方就称中国古代王朝为empire，而empire被译为中文帝国，因此历代中国王朝是帝国。世界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大力发展海军和进行海外殖民扩张。

1794年，桂川甫周根据漂流民大黑屋光太夫在俄罗斯的见闻写成《北槎闻略》一书。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留下的大量作品，也常称中国为帝国。他们在1月31日的复函和2月1日的照会中都自称大清钦命出使全权大臣，2月2日的复函也自称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张荫桓、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邵友濂，而三个文件中都称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随着帝国一词使用频率的增加，1908年颜惠庆等人编纂的《英华大辞典》开始将empire译为帝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汉词典中属首次。

列文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大多数欧洲人（除了那些自身屈从于帝国的人）来说，‘帝国是一个正面（positive）概念。然而，一些海外清史学者用新帝国史方法来解构中国主流的清史叙事传统，便不顾史实地强调清朝为一个帝国。

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是有形帝国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看来，大英帝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历史上都没有这种帝国的先例，恺撒或查理曼也不曾统治过一片如此独特的领土。因此他主张日本南进，向南洋扩张，并以此为依托称霸东方。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英国人为了维护和发展帝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帝国联邦运动，希望把英帝国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增强国家实力和维持世界霸权。英国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放弃以往强调自由贸易的无形帝国观念，重新重视海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追求一个由宗主国占有广大殖民地而构成的有形帝国。